深讀

資深“吃貨”汪曾祺廚藝精湛,你知道他最喜歡的菜是什么嗎?

論起汪曾祺與徐城北的關系,我覺得有些微妙。根據徐城北的敘述,他先是跟著沈從文先生學習文物專業,就是進國家歷史博物館學習青銅器的鑒定,但是后來沒能堅持下來,于是跟著陳半丁轉學書畫,再后來就轉向了中國戲曲,跟著吳祖光、汪曾祺學京劇。按說徐城北是沈從文的學生,與汪曾祺是“同門”,但他又撰文自稱沈從文為“太老師”,蓋因城北之母子岡稱從文先生為師。 沈從文與汪曾祺合影 雖說既是同門,又是老師,徐城北對這位亦師亦友、且是美食家同行并不客氣,直接在書里“懟”汪先生的“楊花蘿卜”:“汪曾祺寫文章夸耀自己家鄉的小蘿卜,因為是在楊花飛舞時節上市的,故稱‘楊花蘿卜’。僅這一點,我就肯定是汪先生‘編’的。江蘇高郵的民眾,不會如此看重‘楊花飛舞’造成的意象,更不會有汪先生的審美閑情,絕不會把時令和蘿卜放在一起。隨后,汪先生在行文中繼續‘蒙’人,他說故鄉小孩子經常一邊吃小蘿卜,一邊唱著順口溜: 人之初,鼻涕拖, 油炒飯,拌蘿菠。” “蘿菠”是高郵對于蘿卜的叫法,這是汪曾祺在文中的注解。徐城北先生說,汪先生這一“自按”不是白加的,它為故鄉的小蘿卜增加了經典性。“更重要的是,汪先生把這一順口溜當成了詩,上下左右的‘天地’很大,于是讀者心靈上的空間也很大,也就隨著汪先生的筆觸去馳騁了。” 徐城北繼承父母的事業靠著一根筆桿子打天下,他的戲劇文論不用說了,美食文章更是京都一絕。我在拜讀徐城北的美食著作時發現,能入他法眼的美食家不過三四位名家。周作人、梁實秋,好像有一次提到了香港的蔡瀾。但他把心目中第三名的位置卻留給了汪曾祺。 汪曾祺的《蘿卜》一文發表于1990年,當時汪曾祺已經兩次回到家鄉高郵,應該說他對家鄉的記憶和調查不會有差錯的。來看看汪老的文章:“楊花蘿卜即北京的小水蘿卜。因為是楊花飛舞時上市賣的,我的家鄉名之曰:‘楊花蘿卜’。這個名稱很富于季節感。我家不遠的街口一家茶食店的屋下有一個歲數大的女人擺一個小攤子,賣供孩子食用的便宜的零吃。楊花蘿卜下來的時候,賣蘿卜。蘿卜一把一把的碼著。她不時用炊掃灑一點水,蘿卜總是鮮紅的。給她一個銅板,她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蘿卜。蘿卜極脆嫩,有甜味,富水分。自離家鄉后,我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蘿卜……” 楊花蘿卜 為了查詢高郵“楊花”時節的傳統,我在《高郵州志》里看到了這樣的記錄,說每年立春時節,高郵當地都會在東門外舉行隆重的“打春牛”儀式,而在清明時節則會將種子選好浸泡在缸里,還插上楊柳枝,以示“九盡楊花開,農活一起來。”由此可知,當地人對于楊花是很熟悉的。 當我向高郵的老教師任俊梅女士打聽“楊花蘿卜”時,她說:“楊花蘿卜太大眾啦!誰都知道。楊柳花飄了,春意濃了,楊花蘿卜就上市了。像胡蘿卜一樣粗細,鮮亮的紅皮,根部是白的。蘿卜纓碧綠好看。脆脆的,比蘋果好吃。”她還發來春季拍攝的照片,看上去就像是畫出來的。 看汪朝寫父親,說她在工廠時無論誰病了,師傅和同事們必會上門探望。有一次汪朝同事上門來,“老頭兒”開了門說了聲:“汪朝,找你的!”接著就鉆進屋了。人家同事說老頭兒架子大,為此汪朝提醒父親下次記得和人家打招呼。“他記住了。下次我們同事來了,他不但打了招呼,還在廚房忙活半天,托出一盤蜂蜜蘸小蘿卜來,削了皮,切成滾刀塊,上面插滿了牙簽。結果同事們都沒吃。我抱怨他,還不如削幾個蘋果呢,小蘿卜太不值錢了。爸覺得很奇怪,說:‘蘋果有什么意思?這個多雅。’” 汪老這句話使我想到了沈從文對他說過的一句話:“這個格高(說慈姑比土豆)”。“老頭兒”就是這么不按常理出牌,我總覺得他和蘿卜的感情很近。 我感覺徐城北低估了汪老與“楊花蘿卜”的感情,從而引起了小小誤解。但深讀徐城北的文章會發現,他意不在此,他要表達的是,汪曾祺對于美食寫法的“意象學”。“看來,介紹美食很需要先在自己心靈上形成意象,然后再生發出美文來。”徐城北后來又在文后附言說,曾有高郵讀者指出當地卻有“楊花蘿卜”說法。為此徐城北專門說明自己的誤會和不對,“但精思之后,覺得汪先生善于抓意象的寫法,確比尋常以寫實手法描繪美食的文章,要高出不知多少倍。”徐城北說,他由衷佩服汪先生,“只可惜在其(汪曾祺)生前向他請教得不夠仔細。”更使徐城北感到遺憾的是,他從沒有吃過汪曾祺做過的菜,但也并不是沒有機會,反倒是因為覺得機會太多了,于是就一再拖延下來,最后拖成了永久的遺憾。 汪曾祺贈給徐城北、葉稚珊的畫作 但是,他對于汪曾祺做菜的“內幕”還是有一定了解的,他曾特作一文《汪曾祺與他的“票友菜”》,“票友者,本來是梨園絕對不敢輕視的一批人,他們懂門道,但又不完全陷進去。從這點講,汪確實‘像’,或者干脆就‘是’。他習慣或總是在文化氛圍中做菜。主客談著文化上的事情,氣氛已然很好了,這時汪端上自己的美食作品,請大家如同看他的小說一樣賞析。這時,總是有客人發表高見,其他人轟然喝彩,然后汪自己解釋,既肯定了大家的厚愛,又奇兵突出,發表一些驚人之語。再經過吃飯者的傳播,汪之能做飯的名聲就大啦。” 徐城北后來在《大菜小炒》里寫汪曾祺做菜的生活場景,使人如臨其境: “作為生活中的個體之人,面對同一個菜,其一生不知要潮(或吃)多少次,但每次與每次都不同。我們知道,老作家汪曾祺是善于做菜的。他是江蘇高郵人,所以江蘇菜他知道很多;同時抗戰期間在云南度過,所以云南的菜肴(以及原料)他都飽含感情。在新時期的北京,他生活在一個怡然自得的文人圈子里,他有了閑暇,于是許多朋友在他家里都吃過他親手炒的菜,朋友們高興,他也高興。但每次與每次的菜都不盡相同,因為汪素來是以創作的態度去下廚房的。” 汪曾祺在家中做飯的場景。汪家后人供圖。 對于汪曾祺與酒的關系,徐城北也自有他的見解:“按照汪的老朋友林斤瀾的說法:‘要是沒有酒的力量,就沒有汪曾祺這20年的作品。’初覺得未必,后來想想,或許也對。汪確實是離不開酒(與煙)的,因為有了它們,他的文章及小說才如此漂亮;因為有了它們,他的繪畫才如此超脫。……但事情又得反過來想,如果一切從長計議,讓汪少喝些酒,使得創作生涯再長一些,讓他潛心在園林書畫中(其實就是在類似《紅樓夢》的結構當中),多多玩味幾年,說不定在其晚年就真能把這些零散的短篇又重新搭建出一個典雅富麗而又充滿風土氣息的長篇的!然而一切都是命,命運只讓汪零散‘玩著’寫短篇,他在這些短篇中集中顯現了自己,這樣他也就完成了自己,不虛到人間跑了這一趟。”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老北京養鴿子有什么講究?從明代起就成了一門學問

蔚藍色天空中盤旋的鴿群,永遠是北京城上空的一抹亮色;悠揚的鴿哨聲,總是壓倒嘈雜眾聲中的天籟之音。 明代皇城里鴿子多 有史料可證:明朝,北京皇城里飼養著大量的鴿子。據《春明夢余錄》記載:“十庫西曰鴿子房。”《日下舊聞考》也有相關記載:“鴿子房有二圣廟,即內府鴿子房土地祠。”可見鴿子房占地不小,那么也一定有許多鴿子。 怎見得明朝皇宮里的鴿子多呢?據明孝宗實錄記載,弘治十五年五月,禮部奏光祿寺費用浩繁開支太大,應該有所削減:“凡鳥獸之無益于用而有費于財者,乞或殺或縱,無奪民食。其有不可縱殺者,亦宜減其料食之半。”于是弘治皇帝責令光祿寺卿王珩,查報西華門等處各色牲口禽鳥及支用料食之數。查報結果,乾明門養的虎、南海子養的貓、御馬監養的猴、西華門的鷹犬,飼料被減半,西華門的大鴿,則被放飛了不少。《明史·孝宗本紀》:“弘治十五年九月,放減內府所畜鳥獸。” 明孝宗肖像 史書上稱明孝宗是個“恭儉有制、親政愛民”的皇帝,所以能有此舉。但是之后的記載表明,明朝的皇宮里仍然飼養著不少鴿子,而且是“善鴿”。據清人王朝所著《甲申朝事小紀》中記載:禁中“翊坤宮有放鴿臺。每飼善鴿。當風日晴朗,領以一二帶鈴者,縱之群飛,盤空而上,鈴聲直逼云霄。”所謂鈴聲,當是哨聲。也就是說,悠揚的鴿哨聲,明代就已經響徹北京的上空了。宮中既然可以有“善鴿”——品質好的鴿子,民間總可以有一般的鴿子吧;弘治年間放走的鴿子呢,會不會飛入尋常百姓家? 《清宮鴿譜·紫鶴秀》,北京地區稱之為“紫四塊玉” 宋元詩句中的“飛奴” 在《鐵云藏龜》的自序里,劉鶚寫出了人們喂養的家鴿,是由野鴿子馴化而來的。家鴿品種極多,按用途可分為傳書、玩賞、肉用三大類。用于傳書的鴿子稱為信鴿,飛翔速度每小時可達70公里。利用其準確可靠的歸巢性,可以用來傳遞書信。肉用鴿體大,肉質鮮美,每只可重達1.5公斤。玩賞鴿具有奇異的外形或者是獨特的飛翔能力。過去北京人喂養的鴿子以最后一種——玩賞鴿為多,每天讓鴿群在天空盤旋翱翔,內行人稱之為“飛盤”。 劉鶚編纂的《鐵云藏龜》,是歷史上第一部甲骨文專著 中國人馴化鴿子、喂養鴿子、讓鴿子傳書的歷史,比較久遠。早在唐朝,鴿子已經因為能送信而有了“飛奴”的雅號了。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傳書鴿》中說:“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系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 張九齡(678年至740年),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人,世稱“張曲江”或“文獻公”,唐朝開元年間名相、詩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就是張九齡的詩句。自張九齡之后,“飛奴”一詞便頻頻出現在宋元詩人的詩句里。宋李彌遠《山居寄友人》詩:“不遣飛奴頻過我,欲將懷抱向誰開?”元人薩都剌有吟鴿詩,題目就是《飛奴》。 元朝人寫的《輟耕錄》卷二十四《鵓鴿傳書》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 山東曲阜的顏清甫,是孔子高足顏回的四十八代孫。在他生病的時候,他的小兒子用彈弓打下了一只鴿子,拿回家準備給父親燒著吃。在鴿子的羽毛之間發現有一信封,上面寫著“家書付男郭禹開拆”。郭禹,是曲阜縣尹郭仲賢。這封信是郭禹的父親從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寄來的。而這時候,郭仲賢改任遠平縣尹、已經離開曲阜了,鴿子找不到郭禹正在盤桓尋覓,不料被人打死了。 顏清甫一見這封信,責怪了他小兒子一番,把鴿子用木匣裝了,待到病體稍愈,便直接去找郭仲賢,把書信和鴿子交給了他。仲賢傷心地說:“這只鴿子已經養了十七年了。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也能送到。真是一只不尋常的鴿子。”于是讓底下人把鴿子埋葬了。 郭仲賢認為顏清甫是長厚君子,留他住了好幾天。后來郭仲賢升任霍州知州,請顏清甫來編寫州史。 從這個故事看,我國一直有人用鴿子傳書。 400年前的鴿子專著 寫成于清朝初年的《聊齋志異》中有篇《鴿異》,開頭就說:鴿子的種類特別多,山西有“坤星”,山東有“鶴秀”,貴州有“腋蝶”,梁州(陜西)有“翻跳”,越州(浙江)有“諸尖”——“皆異種也”。此外還有“靴頭”“點子”“大白”“黑石”之類,名不可屈以指。呂湛恩注釋說,這些鴿子的名稱引自《鴿經》。 連環畫《聊齋志異·鴿異》 《鴿經》,是我國目前為止已知的最早的一部關于鴿子的專著。全書共分六部分:論鴿、花色、飛放、翻跳、典故、賦詩,共一萬余字。成書時間在1604年至1614年。蒲松齡的《鴿異》中說到的養鴿經驗及方法,多來自此書:養鴿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子愛睡覺,睡太過,會得麻痹癥而死。養鴿人花了十吊錢,在廣陵買回一只被稱作“夜游”的鴿子。這種鴿子“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夜置群中,使驚諸鴿”,可以預防鴿群麻痹癥——這不就是所謂“鯰魚效應”嘛!這些來自《鴿經》的材料說明,早在明末,中國人喂養鴿子已經遍及全國,而且對鴿子的飼養已經很有經驗了。 《鴿經》的作者張萬鐘(1592年至1644年),字扣之,山東鄒平人,其父張延登官至明朝工部尚書。《聊齋志異·鴿異》這篇故事中的主人公張幼量公子也是鄒平人,大概是張萬鐘的后人吧。 明代張萬鐘著《鴿經》 南宋的臨安城皇宮里,畜養著大量的鴿子,純是為觀賞的。有宋朝人的諷刺詩為證:“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功夫。何如養取云邊雁,沙漠能傳二圣書。”養這么多鴿子有什么用?每天還得放飛,不如養大雁,讓它們給在沙漠當俘虜的徽欽捎信呢!這首詩通過對皇宮里“萬鴿飛翔”的議論,發泄了對南宋皇帝忘卻靖康之恥、不顧徽欽二帝而貪圖安逸享樂的不滿。其實作者未必不知道鴿子也能傳書。 鴿哨在天空中回蕩 “北方的晴天/遼闊的一片/我愛它的顏色/比海水更藍/多么想飛翔/在高空回旋/發出醉人的呼嘯/聲音越傳越遠……要是有人能領會/這悠揚的旋律/他將更愛這藍色——北方的晴天。”這是當代詩人艾青筆下的《鴿哨》。 “巷南敲板報殘更,街北彈絲行誦經。已被兩人驚魂夢,誰家風鴿斗鳴鈴?”這是宋朝詩人范成大筆下的鴿哨。 鴿哨,即是鴿子身上佩戴的哨子。當鴿子在天空中盤旋時,氣流會將鴿哨奏響,讓悠揚的哨聲在天空中回蕩,仿佛在呼喚著地上人們仰頭觀望:看哪,我們的鴿群飛得多棒! 鴿哨,在中國也有悠久的歷史了。 對鴿哨的種類及其構造有深入研究的王世襄先生,在他的《錦灰堆·鴿哨》中講了一個故事:北宋慶歷年間,北宋軍隊征西夏。行軍途中,在道旁發現幾個銀色泥盒,里面有東西跳動的聲音,士兵不敢開。一個叫任福的軍官下令打開了盒子,盒子里面原來裝的是鴿子——“懸哨家鴿百余”。上百只鴿子一下飛了出來,在宋軍頭頂上盤旋,鴿哨聲遠播。夏兵于是得到信息,立刻從四面圍了上來,“福力戰軍歿”。 范成大是南宋人。有文字記載,南宋時的杭州市上已有鴿哨出售,說明已經有人專門從事鴿哨的制作了。及至清朝,鴿哨的制作更加精巧,聲音更加悠揚悅耳。傳至后世的鴿哨精品,刻有“惠”字、“永”字、“興”字、“鳴”字,制作者都是生活在嘉慶、道光時的旗人。 制作鴿哨(圖片來源 北晚新視覺) “與白鴿們一同去盤旋!” “街心中汽車電車疾馳,地上來往著人馬,天上飛著白鴿。整個的老城處處動中有靜,亂得痛快。一片聲音,萬種生活,都覆在清爽的藍天下面……祥子的心要跳出來,一直飛到空中去,與白鴿們一同去盤旋!”這是老舍在《駱駝祥子》一書中的描寫。北京人,無論貧富,都喜愛天上飛著的白鴿。 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喜歡鴿子。在《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里,專有《養鴿》一章。在這一章里,梅蘭芳說他幼年時眼睛無神,眼珠轉動不靈活,親戚朋友擔心會因此影響他的藝術前途。他自己也非常發愁。十七歲的時候,他偶然養了幾對鴿子。最初只是為好玩,后來漸漸發生興趣,一養就是十年。他每天放飛鴿子,“眼睛老隨著鴿子望,愈望愈遠,仿佛要望到天的盡頭、云層的上面去,而且不是一天,天天這樣做,才把這對眼睛不知不覺地治過來的。”梅蘭芳之所以成為表演大師,不能說沒有鴿子的功勞。 著名畫家于非闇(1889年至1959年)養鴿子三十年,“得百數十頭,皆名種”。于非闇是畫工筆花鳥的,他喂養鴿子除了喜歡之外,跟他的藝術創作不無關聯。他的繪畫作品中,不少題材都與鴿子有關:《直上青霄》畫的是兩只展翅的鴿子,白羽黑頸,飛翔在白云之上;《祥云瑞鴿》寫五只飛翔的瑞鴿,五只鴿子姿態各異,羽毛顏色極盡變化之妙。還有數幅以《牡丹雙鴿》為題的作品,牡丹花下,雙鴿或離或臥,神態安詳。這不能不得益于他對鴿子的喜愛和近距離細致的觀察。 于非闇《牡丹雙鴿》,1959年作 鴿子養得多、鴿群飛得好,那也是養鴿人的驕傲。于是,養鴿子也能生出事來:故意讓自己的鴿群與別人的鴿群在空中搏斗——那叫“撞盤”,然后把對方的鴿子俘虜回來,這是一樂。一旦對方鴿主找上門來討要,這就不是鴿子和鴿子的事了。所以在早先,鴿子又被稱為“氣蟲”——惹氣之蟲。不是鴿子氣人,而是養鴿子的和養鴿子的置氣。老舍的話劇《茶館》第一幕中,就有這么個情節:“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據說是為了一只家鴿”——“張宅的鴿子飛到李宅去,李宅不肯交還”,于是,“惹起非用武力解決不可的糾紛。假若真打起來,非出人命不可……” 民國以后,旗人失去了鐵桿莊稼。鴿子成為一些落魄旗人的飯轍。他們會把訓練好的鴿子拿到市上去賣,人家買回去之后,那鴿子會自己飛回鴿販子家,興許還能帶回幾只來。之后,鴿販子還可故伎重演,再去賣鴿子。還有更低劣的:把俘獲別人的鴿子拿到市上去賣,這類鴿子大多已經受傷,不能再飛了。還有訓練鴿子偷糧食的。據說早年有官倉的時候,一些住在官倉附近的地痞,專門訓練讓鴿子飛到官倉去吃好米。鴿子吃飽了飛回主人處,會把米再吐出來。這樣“盜米”一天要飛數次。 在特定的年代里,養鴿子往往被視為不務正業。蘇叔陽編劇、王好為導演的影片《夕照街》中,陳佩斯飾演的二子就愛養鴿子,“人設”是一個被批評和轉化的形象。 隨著北京城的變遷,居民區中不再適合養鴿子了。如今,養鴿子有組織了。國慶盛典上飛翔的鴿子,主人都是信鴿協會的會員。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你知道清中期“東城第一豪宅”是哪嗎?紫禁城東半拉不算

東城有條育群胡同,東起東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東街,老北京人都習慣叫它“馬大人胡同”。這條胡同在明代時屬仁壽坊,明代張爵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稱它為馬定大人胡同,一直到1965年才更名為育群胡同。在馬大人胡同西口,有一座昔日的王公舊邸:景大王府,這座宅邸曾經是“東城第一豪宅”。民國時,這座豪宅前后成為兩所學校的校園,著名學者錢穆也曾在附近居住。一座舊王府,承載了馬大人胡同的傳奇往事…… “東城第一豪宅”兩度變身校園 馬大人胡同西口路北的舊府邸,在清中期號稱東城第一豪宅。它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重臣那彥成的舊宅。那彥成是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后期曾任工部尚書兼都統及內務府大臣,嘉慶三年任內閣學士兼軍機大臣,后出任陜甘、兩廣、直隸總督。道光十三年,那彥成去世,同治年間其后人將此宅出售給寶鋆(yún)。 ▍那彥成肖像軸,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寶鋆是滿洲鑲白旗人,咸豐時任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等職。同治時任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寶鋆是恭親王奕訢的得力助手,退休后時常陪奕訢在西山游覽唱和。寶鋆在距馬大人胡同西口不遠的大佛寺東街,原有一處宅邸,房屋院落雖然不少,但缺乏整體規劃設計,顯得凌亂,便購置了那彥成的宅院,不過購買這座宅院后,寶鋆并未入住。 ▍索綽絡·寶鋆,恭親王得力助手,洋務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光緒十年(1884年)恭親王遭慈禧太后罷黜,寶鋆也因此被勒令退休。本照片攝于1871年,其時寶鋆已是60多歲的老人。 光緒十七年(1891年)寶鋆去世,其靈位在新宅供奉,這座豪宅又閑置了十幾年。1900年庚子事變后,其子景灃遷居于此。景灃做過侍郎和內務府大臣,故其宅又稱“景大人府”。府內有大小二十多個院落,亭臺、樓閣、假山、游廊等一應俱全。 1928年該宅邸售予北平財政商業專門學校。北平財政商業專門學校由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前總干事格林及董事雍劍秋所發起創辦,1914年成立。費起鶴擔任校長,后來學生逐漸增多,校舍不夠用,1923年遷入吳量大人胡同(紅星胡同)36號校址。1928年購得馬大人胡同24號為校舍,隨即遷入新址。在馬大人胡同辦學期間,也是這所學校最為鼎盛的時期。 校長費起鶴(1879-1953)的經歷極具代表性。他是通州漷縣人,家境貧寒。9歲那年,他到距家五里遠的一所由教會開辦的免費文化班上學,他每天去聽文化課,寒冬雨雪堅持上課,傳教士為其刻苦學習的精神所感動,資助他進入通州潞河書院讀書,1901年潞河書院保送費起鶴、孔祥熙等學生到美國留學。費起鶴后來獲耶魯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回國后,他曾任直隸高等學校教務長。1911年費起鶴就職于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智育部,與總干事格林為財政商業專門學校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后來擔任首任校長。 ▍ 1901年赴美留學前,費起鶴(右)與孔祥熙的合影。孔祥熙在通州潞河書院讀書時的任課老師麥美德在著作《華夏兩英雄》中收錄了這張照片。 這所學校培養的學生中,比較有影響的有中國著名會計學家、中國公有營業會計的草創者之一余肇池(1892-1968)。1914年,余肇池考入北平財政商業專門學校,畢業后留校任教。1922年赴美國紐約大學學習。1949后,中國公有營業會計的草創者之一,任教于中央財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 著名作家唐魯孫(1908-1985)也是該校的學生。他在散文集《老鄉親》中記述了他在學校讀書時的一件趣事:“當年北平財政商業專科學校,在馬大人胡同買了一所王公舊邸當校舍。府邸西花園有一處叫又一襯,山坡上有一座像玩具大小的城堡,類似迷你型的小土地廟,大家叫它蟈蟈墳。據說廟里一座小寶頂,里頭埋的就是此屋小主人一只心愛的蟈蟈兒。” 1937年秋,學校為節儉經費,遷至米市大街金魚胡同286號校址。兩年后,1940年被迫中止辦學。 1947年,北平財政商業專門學校離開馬大人胡同十年后,這座府邸又成為崇慈女中的校園。 崇慈女中的前身是北平長老會女校,始創于1870年。庚子事變后,學校遷至河北保定。1901年,美國人高博恩女士在北京的原校址附近創設小型女校,高博恩任校長。1921年,高博恩在美國募得巨額捐款,得以購買二條胡同(如今的交道口北二條)20號校舍。第二年,學校開設初中部和幼稚園。1930年增設高中部。1947年,崇慈女中遷入東四馬大人胡同,1952年9月由人民政府接辦,更名為“北京市第十一女子中學”。1967年成為男女混校。1968年改為“人民中學”,1972年更名為“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學”,一直沿用至今。 ▍ 胡同西側的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學,其前身為崇慈女中。 在一百多年的歷史中,這所學校培養了很多人才。如今北京市私立君宜中學創辦人及首任校長段君宜,就曾就讀于這所學校。段君宜是段祺瑞的曾孫女,當年她和袁世凱的重孫女、溥儀的外甥女等人同校。段君宜還記得當年的校歌:“崇慈崇尚,勤樸端莊;崇慈崇尚,普照東方,我們要做新中國婦女的榜樣……” 錢穆在北京最后的住所 在這條不長的胡同里,還有三位知名的學者不期而遇。他們就是錢穆與張爾田、張東蓀兩兄弟。 錢穆在北京時,換過好幾個住處。1934至1937年,他在馬大人胡同西口租房子居住,他與張氏兄弟的宅院相隔非常近。他的《師友雜記》中記述:“余其時又識張孟劬及東蓀兄弟,兩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則在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時余亦住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遙”。 ▍正在上課的錢穆 張爾田(1874-1945),字孟劬,歷史學家、詞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在燕京大學國文系執教,后因年高體弱專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生導師。他曾與歷史學家鄧之誠(1887-1960)唱和詩歌,并刊印《槐居唱和集》,時值“九·一八”事變,詩集中憂國感時之情頗多,備受時人推崇。 張東蓀(1886-1973),原名萬田,字東蓀,張爾田的胞弟。1930年秋,張東蓀應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之邀,赴北平就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36年劉少奇化名“陶尚行”,給張東蓀寫了一封長信,闡述中共抗日救國主張。張東蓀將劉少奇的信冠以《關于共產黨的一封信》的題目發表在《自由評論》第22期上,此后張東蓀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系。 錢穆在《師友雜記》中記載了他們的交往軼事。熊十力、錢穆與張氏兄弟或在公園,或在張氏兄弟家相聚。若在公園,他們在茶桌旁,分坐兩處,熊十力與張東蓀談哲理、時事,錢穆便與張爾田談經史舊學。在張氏兄弟家,錢穆與張爾田在書齋,而張東蓀則邀熊十力到自己的書齋中暢談。 ▍ 熊十力 1937年,北平許多高校南遷,錢穆隨北大南遷湖南長沙、云南昆明等地。張東蓀受到了大后方許多學校的邀請,準備舉家南遷。但張爾田體弱多病,不經勞頓,張東蓀遂與兄長繼續留在燕京大學任教。錢穆離京時,將教學研究書籍全部暫存于馬大人胡同住所,由房東代為保管,想著有朝一日取回,世事難料,錢穆離開北京后,再也未能北上。 1941年12月8日,日本憲兵包圍燕京大學,張爾田受困燕大,張東蓀等人因“抗日”罪名被捕。張東蓀不堪凌辱,曾自殺以示抗議,幸虧難友營救及時。此后,張氏兄弟搬家離開了馬大人胡同。1945年2月19日,張爾田病逝于北平西城大覺胡同12號寓所。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新天皇登基 日本展出皇室珍寶 其中包括多件唐代至寶

伴隨著令和新年號啟用,第126代天皇德仁于10月22日即位。為了紀念新天皇登基,日本正倉院拿出壓艙底的珍品文物進行展覽。其中,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在舉辦“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的美”(展期為10月14日到11月24日)特展,這次特展分上下兩期,前期展示為10月14日至11月4日,兩期展出了大量日本皇室自八世紀中期以來傳承下來的寶物,其中很多來自于唐代中國。比如,唐代最杰出的藝術品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就是這次的展品之一,五弦琵琶在中國很早就已失傳,因此,這件文物是正倉院的代表文物,也是古代音樂史上的活化石。另外,展覽還展出了中國極為少見的唐鏡以及唐代沉香,不啻一場視覺盛宴。 1、正倉院有數百件唐代“孤品” 正倉院位于日本奈良市東大寺大佛殿西北,是八世紀中葉建造的一座倉庫。從外觀看,正倉院是一座樸素無華但尺寸巨大的木倉,這個倉庫坐西朝東,正面寬33.1米,進深9.3米,總高14米,倉庫下方是架空的,倉庫底部離地高2.7米,下面是40根直徑60厘米的柱子撐著。如此巨大的倉庫,被分隔為北、中、南三個倉庫,中間互不相通。南北的倉庫都用三角形 的巨木壘成墻壁,中央的倉庫是用木板做的墻壁。每個倉庫里面都是兩層,平時擺著很多柜子。由于正倉院尺寸巨大且年代高古,1997年成為日本國寶建筑,1998年隨東大寺一起被聯合國指定為世界遺產。 ▍ 位于日本奈良市東大寺的正倉院 真正讓正倉院名揚四海的,是其中收藏的古代珍寶。正倉院三倉共收藏文物九千余件,其中有數百件從中國唐朝漂洋過海來到日本的藝術珍品,由于年代久遠,其中大部分都是世上僅存的孤品。而且當時日本全力向中國唐朝學習,即便是日本本土的制品,也帶有濃郁的唐風,可以不夸張地說,正倉院就是一座唐代的藝術寶庫。古典文學研究家傅蕓子先生曾于上世紀三十年代赴日講學,他在考察了正倉院后,寫下了《正倉院考古記》一書,書中說:“吾嘗謂茍能置身正倉院一觀所藏各物,不啻身在盛唐之世!”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距今一千兩百年以上的文物基本上來自于地下出土,其中無機物,如石器、金屬器等,占絕大多數。有機物由于材質穩定性差,在地下很難保存,在地面上又會遭到來自人類的擾動和破壞,所以年代越久保存越少。正倉院是地面留存,極少被擾動,而且未經兵火,像時間膠囊一樣保留下大量珍貴的有機文物,堪稱奇跡。 這些珍貴的寶物,為什么會收藏在正倉院里呢?這要從公元八世紀中期日本的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說起。在圣武天皇的時代,唐朝正值全盛,日本全力輸入盛唐文化,其間有過兩次特大規模的遣唐使,一次是733年到734年,另一次是752年到754年,鑒真東渡(753)正是在那個時候。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皇宮里不知道有多少來自盛唐的寶物。756年5月2日,圣武天皇駕崩,在其“七七”忌日的6月21日,圣武天皇的妻子光明皇后(因圣武天皇去世時是太上天皇,光明皇后時稱光明皇太后)將先帝的遺物捐獻給了奈良東大寺。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太后都是佛教徒,捐獻寶物對于佛教徒而言是有價值的,按照佛教的說法叫“喜舍”——歡喜地舍棄,也就是把自己擁有的東西捐獻給佛、供養給佛,降低對物質的執著,從而減少自己的煩惱,這是佛教的一種修行方法。 在捐獻寶物的時候,光明皇太后寫了一個《國家珍寶帳》,也叫《東大寺獻物帳》,這個帳在本次特展上展出了(展期為10月14日至11月4日)。《國家珍寶帳》長達14.74米,是由18張唐代的白麻紙拼接而成的,上面記載了捐獻寶物的原因和寶物具體的名稱及數量,為了防止篡改,上面整整齊齊地蓋滿了“天皇御璽”的大印,一共有489個印,看起來十分壯觀。《國家珍寶帳》上記載的寶物有袈裟、寶鏡、刀劍、屏風、家具、文書等等,種類繁多,一共有六百多件。有些寶物,如王羲之書法等,在當時就已經是珍貴的古董了。在記載完了寶物之后,光明皇太后寫道:“右件皆是先帝玩弄之珍,內司供擬之物,追感疇昔,觸目崩摧。謹以奉獻盧舍那佛,伏愿用此善目,奉資冥助,早游十圣,普濟三途,然后鳴鑾花藏之宮,駐蹕涅槃之岸。”意思是這些寶物都是遺物,讓人看著就忍不住難過,希望通過給佛的捐獻,讓先帝早日前往盧舍那佛的花藏世界,達到涅槃的彼岸。 ▍ 奈良時代伎樂面具醉胡王,左為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右為正倉院南倉1,前期展示。 謝田攝 光明皇太后很喜歡“喜舍”,自756年到758年,她一共給東大寺正倉院捐獻了五次寶物,留下了五件帳單,《國家珍寶帳》是其中最重要的。這些皇家寶物都存放在正倉院的北倉,所以北倉從一開始就是皇室直屬的“敕封倉”,沒有天皇敕令不得開啟。后來正倉院的中倉和南倉也變成了皇室的敕封倉,一般人不得開啟,這種保存制度對正倉院在上千年中的維護起了很大作用。二戰以后,正倉院寶物由皇室直屬變成了國有財產,但是天皇敕封的制度一直維持了下來,每年秋天要由宮中派來敕使開封,檢點寶物,還會挑出五六十件文物來舉辦展覽,過兩個月后再封倉。 2、唐鏡背后刻有五岳 日本皇室的獻寶也并非僅限于東大寺,當時的孝謙天皇在光明皇太后的影響下,也積極響應,下令將圣武天皇的遺物分別進獻給東大寺等十八座寺院。這次特展展出了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法隆寺獻物帳》,它書寫于756年7月8日,比《國家珍寶帳》晚十幾天。《法隆寺獻物帳》長70.6厘米,是日本國寶,上面記錄了五件供奉寶物,蓋了十八顆“天皇玉璽”的大印。這次《國家珍寶帳》和《法隆寺獻物帳》一起展出,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正倉院寶物每次展出的數量都不會很多,這次特展分上下兩期,需要大量展品,所以法隆寺收藏的八世紀皇室獻納相關文物,也一起展出,讓人們可以更加完整地看到當時的文化風景。 《國家珍寶帳》上的寶物,很多都留到了今天,但是由于記錄上不會提到寶物的產地,所以有哪些是唐朝的作品,往往是一件難以說清的事。最容易判斷的是鏡子。圣武天皇去世后留下有20面銅鏡,推測全是從唐朝帶回日本的。這些寶鏡用含錫很高(24.6%)的白銅制造,略含砷、銀等元素,是唐代白銅的標準配比,所用的技術及材料更非當時日本所能及,所以應該是唐鏡無疑。 本次展出的正倉院平螺鈿背圓鏡就是唐代之物,它直徑27.3厘米,鏡背是精致的螺鈿。螺指的是夜光貝,鈿是裝飾,螺鈿就是用夜光貝打磨成片,施加線刻花紋,再拼出唐花樣式。唐花的芯部用了緬甸琥珀裝飾,下面涂紅綠色。花紋周邊用黑色樹脂粘上各種顏色的綠松石,整個鏡背有極強的繁花錦簇的感覺。這種華麗的螺鈿鏡,中國境內考古從未發現過,而正倉院有好幾面,這件還是品相較差的一面,因為在鐮倉時期它曾經被盜過,被盜賊砸成幾片后重新拼接而成。 這次特展上最好的唐鏡,其實還不是正倉院的螺鈿鏡,而是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海磯鏡。這個大鏡寬46.7厘米,尺寸之大令人驚嘆。這個鏡子是747年2月光明皇后獻給法隆寺的,鏡子背面圖案看起來像是海中有四座高山,所以叫海磯鏡。現在通過研究發現,鏡子上的水波紋樣并不是大海,而是中國的四條河流“四瀆”,而四座仙山和中間的鏡鈕,則是中國的五岳。 ▍ 海磯鏡 唐代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通期展示 3、“活化石”螺鈿紫檀五弦琵琶 正倉院傳世最珍貴的一件文物,叫螺鈿紫檀五弦琵琶,這次特展也展出了(展期為10月14日至11月4日)。據說近代明治時期,日本政府在正倉院清點文物的時候,官員們看到這面五弦琵琶,一個個歡喜得手舞足蹈。這件寶物是正倉院的代表性文物,是孤品,而且傳世的唯一一件五弦琵琶樂譜也在日本,日本學者經過多年的材料分析和文獻考察,確定了這件寶物來自中國盛唐。至于網上傳言這面琵琶是楊貴妃用過的,那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五弦琵琶是一種失傳的古代樂器,它和我們常說的琵琶不太一樣。在唐代,琵琶和五弦琵琶甚至是兩種不同樂器,唐代琵琶是四弦曲頸,就是琵琶頭上是彎折的,而五弦琵琶是直頸的,外觀和四弦琵琶有比較明顯的區別,所以唐人管四弦琵琶叫琵琶,管五弦琵琶叫五弦。五弦琵琶起源于古代印度,印度國家博物館收藏有公元2世紀至3世紀的石刻浮雕,上面已經有了五弦琵琶的身影。五弦琵琶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年代不會晚于公元5世紀。目前中國能找到的最早的五弦琵琶圖像來自于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司馬金龍墓,年代約為公元484年。司馬金龍墓里出土了石棺床和石柱礎,石棺床側面的浮雕上就有伎樂天人彈奏琵琶和五弦的景象,石柱礎上也有一個彈奏五弦的伎樂童子。這說明五弦在北魏時代就已經流行起來了。到了6世紀,五弦琵琶的圖像非常豐富,如新疆克孜爾石窟的第14和69窟、敦煌的290窟、山西的徐顯秀墓壁畫,乃至于北齊范粹墓出土的扁壺上,都能看到五弦琵琶的身影。到了唐代,五弦琵琶更加流行,除敦煌外,在陜西出土陵墓壁畫里也可以看到五弦和其他樂器合奏的場面。唐代的宮廷音樂有一種叫“十部伎”,其中有六部(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高昌伎)演奏異域音樂,都配有五弦。《舊唐書·禮樂志》記載:“琵琶、五弦及歌舞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后,傳來尤盛。”可惜的是,經過唐末的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的亂世,五弦琵琶到宋代就失傳了,在一千多年之間,五弦只是史書上或者古代文集中只言片語的記載,再也沒人聽過五弦琵琶的演奏,直到正倉院螺鈿紫檀五弦琵琶的面世,這個樂器才被重新復原。 ▍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正面) 唐代 正倉院北倉29 前期展示 謝田攝 現在網絡上有人彈奏五弦琵琶,用它模仿從吉他到冬不拉等一切撥弦樂器的聲音,看起來神乎其技,實際上古代的五弦琵琶做不到。網上空手彈奏的五弦琵琶,是在當代四弦琵琶的基礎上加了一根金屬弦而已,效果確實不錯,不過古代的五弦琵琶并不是空手彈的,弦也是蠶絲做的而非金屬。古人彈琵琶和五弦琵琶,用的是“撥子”。這次特展上展出了唐代的“紅牙撥鏤撥”,是象牙做的,染成紅色,然后雕刻出種種花紋,這種裝飾工藝技法叫“撥鏤”。這個象牙撥子長達20厘米,太大了,彈奏琵琶的時候快不起來,今天輪指彈琵琶的效果,古人用撥子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日本學者盡力復原了8世紀的音樂,發現當時的樂曲整體而言都很舒緩,曲子沒有今天的音樂這么快。 螺鈿紫檀五弦琵琶的華麗,說得上是舉世無雙,而且它在古代音樂復原上也意義重大。不過我倒是覺得,這件寶物的裝飾性可能遠遠大于實用性,原因就在于它實在太華麗了,滿身鑲嵌著奇珍異寶,就算不是華而不實,至少彈奏起來沒人敢縱情肆意。圣武天皇的遺物里有不少樂器,都是特別華麗,五弦琵琶是其中的佼佼者,圣武天皇究竟是精通十八般樂器呢,還是喜歡用華麗寶物來做裝飾呢?我覺得很可能是后者。另外,五弦琵琶的捍撥,也就是琵琶腹部用于撥弦的地方,看不到什么磨損痕跡。這個捍撥是一大片玳瑁做的,上面用南海夜光貝鑲嵌出椰子樹和胡人騎駱駝彈琵琶的景象,其中有一塊夜光貝特別大,是目前為止發現的最大的唐代螺鈿。五弦琵琶的背面更美,那是整塊的大紫檀,上面全是夜光貝和玳瑁做出的唐花紋樣,炫目至極。 ▍ 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背面) 唐代 正倉院北倉29 前期展示 謝田攝 五弦琵琶從唐代到近代明治年間,經過了一千一百多年。據明治時期的記載來看,五弦琵琶破損十分嚴重,很多螺鈿都沒了,綁琵琶弦的轉手和覆手也沒了,琵琶底部的覆帶更是破了一大塊,所以五弦琵琶經歷過多次修理。怎么看琵琶哪部分是原始的,哪部分是后修的呢?很簡單,看夜光貝上面的刻痕,唐代刻痕里面都有墨線,而明治時代重修的沒有加墨線。琵琶底部的覆帶,雖用玳瑁修補過,但還是一眼能看出問題,所以展示時都會用一個黑色的東西遮住,讓人看不到底下的破損。五弦琵琶縱使大修過,它依然是世界上最精美的唐代文物,也是古代音樂史上的活化石,還是正倉院的代表性文物。 4、天皇才能使用的唐代沉香 正倉院的另一個代表性文物是一根木頭,也是從唐朝輸入日本的,它就是世上第一名香,日本統治者的象征之物:黃熟香。 佛教非常重視香,在佛前焚香,歷來就是最上等的供養。在寺院重要的法會上,都會使用貴重的香木,法會結束后會把剩下的香木保留在倉庫里。正倉院中倉收藏了很多東大寺給大佛的供奉之物,后來在平安時代中期成了皇室的敕封倉。在中倉里有一塊特別大的黃熟香,長1.56米,空心,重11.6公斤,是沉香屬的植物,樹脂和精油充分沉淀,外面呈黑褐色,內部呈黃褐色。精油在空氣中揮發,人們就可以聞到香味,如果投入火中焚燒,揮發更多,香氣就會更強。 通過植物分析,黃熟香的產地應該是今天越南老撾一帶,唐朝時候當地或許是安南都護府的轄地,也不排除從更南邊的林邑國進口的可能,但總之應該是從中國出口到日本的。黃熟香被日本人雅稱為“蘭奢待”,因為這三個字的筆畫里面包含了“東大寺”三個字。 ▍ 黃熟香(蘭奢待) 東南亞產 正倉院中倉135 通期展示 黃熟香名聲鵲起是在香道盛行的室町時代。據說第一個切香聞味的,是統一日本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后來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也切過黃熟香,并且在香上留下了記號。在當時,黃熟香地位崇高至極,人們認為只有最高統治者才有資格去品它的香。后來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天下大亂,時間長達一百多年。日本最強大的軍閥織田信長奠定了日本重新統一的基礎,1574年,織田信長要求東大寺交出黃熟香,以證明他統治天下的資格。東大寺面對強權,拒絕交出黃熟香,說必須要有天皇的敕封才能打開正倉院,而織田信長也遵守了規矩,派人去皇宮拿到敕封,然后開倉品香。現在黃熟香上還能看到織田信長留下的切香記號。最后一個切香的是近代的明治天皇,1877年,明治天皇下敕令切香焚燒,據記載稱,當一小片香被投入火中的時候,整個行宮香氣彌漫,人們紛紛稱贊,說這不愧是天下的名香。 ▍ 白石火舍 唐代 正倉院中倉165-2 前期展示 謝田 攝 由于黃熟香在日本歷史上獨特的文化地位,所以它的保護措施也是特殊的,裝它的箱子是特殊定制的大尺寸唐柜。唐柜不一定是唐朝生產的,它只是說柜子的形制來自唐朝,唐柜的底部離地,而與此相對的和柜則是柜子底部貼地。正倉院的寶物很多都存放于唐柜之中,可以隔絕地面的濕氣和蟲害,經過科學檢測,唐柜內的濕度常年穩定,基本不受外界變化影響,正倉院寶物能跨越千年傳承至今,唐柜居功至偉。 正倉院的寶物由于管理嚴格且年代久遠,每次展出的文物都不會很多,這次的展出是今年屈指可數的重要文物展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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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北京話,東西城口音為什么不一樣?從明代起就有差別

歷史上,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人們固守鄉土等原因,各地形成許多方言,其數量之多、種類之細,令人稱奇。方言的繁細,給人們的交流帶來很大不便,為方便各地人民的語言交流,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我國實行了推廣普通話政策。 元代音韻學家周德清在所著《中原音韻》中寫過兩句詩:“方言豈特分南北,區域毗鄰亦異音。”清代文人莎彝尊所著《正音咀華》中有一首歌訣道:“鄉談豈但分南北,每郡相鄰便不同。”我國方言之繁、之細,正可用“區域毗鄰亦異音”、“每郡相鄰便不同”這兩句詩來狀寫。“毗鄰亦異音”,就是說即使在同一個方言區內,兩個相鄰毗連的地方仍有語言差異,各自說著自己狹小區域的地方話。這種用途很窄的地方話,我稱它為“微方言”。在古代,“微方言”尤多。 ▍《正音咀華》是清代莎彝尊為廣東人學習官話而編寫的一部作品,全書共四卷,包括語音、詞匯、會話等諸多內容,對研究北京話和粵語方言的歷史演變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北京話本身就是一種方言,但明清時代的北京話內部仍有細微的差別。其表現,一是北京內城中的東、西城之間的語言有差別,二是北京的內城與外城之間的語言有差別。這種差別,就是一種“微方言”現象。 關于北京內城中東、西城之間的語言差別,《滿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下冊有這樣的記述:清代光緒年間,居住在隸屬于大興縣的東城的旗人,與居住在隸屬于宛平縣的西城的旗人,他們所說的北京話(乾隆之后,旗人逐漸都講漢語),在用字和發音上,有許多差別。 這些差別起于何時?故老相傳,至晚在明代,這種差別就有了。比如那時東城人管水桶叫“水桶”,西城人則叫“水筲”。明代做過宛平縣知縣的范榜寫過一本記錄北京歷史風土的書《宛署雜記》,在第十七卷《民風·方言》中有這樣的記錄:“水桶曰稍。”“稍”,大概應寫作“筲”,筲是竹器,是竹片做的水桶,將“筲”寫成“稍”,當是范榜只記準了音,未寫準字。“水桶曰稍”這四個字可以證明,隸屬于宛平縣的西城肯定是把水桶稱為“水筲”的,因為范榜是宛平縣知縣,西城正是他辦公和生活的地方。 范榜又在《民風·方言》里說:“輦轂上民聲音可入律呂,第民雜五方,里巷中言語亦有不可曉者……”范榜是湖廣臨湘人,他把水筲的“筲”寫成“稍”,大概是因為他對京城里巷中的方言還沒有完全熟悉。 當代學者啟功先生在給學生講課時,也曾說到昔時北京東、西城之間語音有差別的情況。他說,同是“茶葉”一詞,東城人把兩個字都讀成重音,而西城人的口語習慣則是把“葉”字輕讀,如西城有一條胡同叫茶葉胡同,沒有一個西城人說“茶葉胡同”時把重音放在“葉”字上,而是把重音放在“茶”字上,“葉”是輕音。(《啟功講學錄·論古籍整理》) 對于清代北京內城與外城之間語言有差別的情況,一位叫孫寶瑄的清代官員在《忘山廬日記》里留下了記錄。他在光緒十八年(1892)十月七日這天的日記中寫道:“余生長燕京,所操語皆京語也。然與內城旗籍人語微異。”清代北京城分為內城和外城,內外城之間以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一線城墻為界,旗籍人住在內城,外城為民人(非旗籍人,漢人為主)居住。孫寶瑄是漢人,住在外城。他發現自己雖然和內城的旗籍人說的都是北京話,但仍存在“微異”之處。這種“微異”是何情形?孫寶瑄沒細說,也就不得而知了。 ▍清嘉慶時期的《京城全圖》 北京話內部竟有“毗鄰亦異音”的現象,說起來有點匪夷所思,但弄清原因也就不奇怪了。原因大致有三個。 其一,東城、西城分屬大興縣和宛平縣管轄,其間交通不便,居民走動往來受到一定阻隔,這會影響到語言的一致性。當時東、西城之間并不像現在這樣,一條長安街暢通無阻,那時的天安門前是禁區,不許穿行,因而東、西城之間沒有一條直通的道路供居民行走。要想在東、西城之間探親訪友,只能南繞東西交民巷(江米巷)走大清門前的棋盤街,或是往北繞行地安門外。這樣,在東、西城之間往返一趟,就需要大約半天乃至更多時間,甚為不便,為此,有的居民上路時甚至帶上了行李。 其二,八旗駐防制度造成了東、西城之間旗人交往的稀疏,這也會輕微地影響到語言。清廷在北京實行八旗駐防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必須固定駐防在北京內城的某一區界內,家屬隨之居住。這樣,旗人在區界之間的活動就會受到不少限制,加之東、西城交通不便,東、西城旗人之間的往來就會更加稀疏,交往的稀疏多少是會影響到語言的。 ▍在路邊小吃攤的旗人,美國攝影師雷尼諾恩攝于1910年前后 其三,造成內城和外城之間語言微異的原因是,由于清廷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即旗人居內城、民人居外城,使旗人與民人的居住狀態產生了較少流動的固化性,加上內外城之間只有幾個城門定時啟閉,往來相當不便,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語言,使內城的旗籍人更易保留自己的滿語成分和語言習慣。 回眸明清時代的北京話,考查一下那時北京話內部的“微方言”現象,使我們更加體會到語言統一的不易,更加認識到推廣普通話是歷史的必然。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明代最時尚的五個人,你知道嗎?

若追憶起明代大一統履歷,無論對“仁宣之治”的溢美,還是對“鄭和下西洋”的熱議,甚至探究北部邊防與海疆的策略,都難脫王朝歷史敘事“自上而下”的慣常視野。社會與文化是一個持續變體,明既承襲漢唐衣冠,又有對傳統秩序的某種反叛,無論是經濟結構、政治氛圍的變化,“社會流動”的加速及其對等級制度的沖擊,還是思想文化的活力與多樣性,都在民生日常中顯現千類萬緒的反射,其中民間的“時尚”就是觀察明代經濟社會生活的一個獨特的標本。 自明代中期以后,慢慢形成一股追逐“時尚”之風。這就不能不提及“時尚”“時樣”兩個專有名詞。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時尚”一詞始見于明代。什么是時尚?晚明名僧袾宏所著《竹窗隨筆》有如下解釋:“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語,種種所作所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隨之,謂之時尚。”這就是說,時尚的形成,通常“唱自一人”,而其影響力則是“群起而隨之”,形成一股區域性甚或全國性的沖擊波。 ▍《竹窗隨筆》,作者為云棲袾宏,又稱蓮池大師、云棲大師,一生勤于筆耕,共有著作30余種,后由其弟子匯集成為《云棲法匯》。 先說“一衣一帽”,這顯然與“時樣”一詞相關。在明代,江南儇薄子的衣帽樣式,無不更改古制,謂之“時樣”。那么,什么是當時的“時樣”服飾?我們不妨舉個例子加以說明:筆管水襪。明代最初使用的布襪大多以寬大為主,在膝際縛住。但一至晚明,這種寬大的襪子已經不再流行,轉而改為盛行窄小。這種窄小的襪子,又稱“筆管水襪”。 再來看“一字一語”,大抵可以從俗語、清言兩個方面加以考察。明代的江南,市語已經相當風行。明代小說中的歇后語,如“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彎——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其出典顯然是當時流行的諺語,應為“南京沈萬三,北京大柳樹”。這些原本出自曲中的時尚流行語,在慢慢延及普通平民的過程中,最后更是“衣冠漸染”,開始被一些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此外,在明代江南文人士大夫中間,流行一種清言,顯然與他們講究清雅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朱存理,就著有《松下清言》。 ▍康熙五十二年《萬壽盛典圖初集》,圖中央有一株大柳樹。清人方濬師在《蕉軒隨錄》中“萬壽盛典”條目中記載:“又前路左有燈樓,曰‘光被四表’,過樓稍折而東,地名大柳樹,有古柳樹一株,萬絲拂空,垂蔭盈畝。” 無論是衣帽、字語,還是器物,其時尚的形成,通常倡自一人,于是在明代又出現了許多時尚人物。在明代,文化人如果想成為一個時尚人物,只能依靠他們的著作與行為。如果他們是首倡者,并引發一種群起仿效的效果,最后形成一種“時尚”,那么這些人就堪稱時尚人物。在明代,真正稱得上時尚人物者,應該說只有李贄(以“卓吾”著稱)、陳繼儒(以“眉公”著稱)、王稚登(以“百谷”著稱)、袁黃(以“了凡先生”著稱)、袾宏(以“蓮池大師”著稱)五人。 ▍明代思想家李贄,字宏甫,號卓吾,泰州心學代表人物,文名盛極一時,是當時引領時尚風范的“意見領袖”。 在晚明,蘇州、杭州應該說是當時最為時尚前衛的城市,為此形成了傳播一時且又為大眾耳熟能詳的“蘇樣”“蘇意”“杭州風”等專有稱呼。 明代有一句俗諺:“蘇州樣,廣州匠。”所謂“蘇州樣”,在明代尚有一個相關的新名詞,就是“蘇意”。這個名詞背后所透露出來的信息,就是蘇州已經成為領導當時天下時尚之都。在明代,蘇州的得名,并不是人造的園林之勝,而是這座城市中的人。所謂蘇樣,明人沈弘宇《嫖賭機關》卷上曾有這樣的解釋:“房中葺理精致,幾上陳列玩好,多蓄異香,廣貯細茶。遇清客,一爐煙,一壺茶,坐談笑語,窮日徹夜,并不以鄙事縈心,亦不以俗語出口。這段高雅風味,不啻桃源形境。” ▍《銷閑清課圖》由明代孫克弘繪制,描繪了明代晚期文人的十二種閑雅生活方式,此圖為“烹茶”。 至于蘇意,可引明人吳從先在《小窗自紀》所釋為例:“焚香煮茗,從來清課,至于今訛曰‘蘇意’。天下無不焚之煮之,獨以意歸蘇,以蘇非著意于此,則以此寫意耳。”可見,同是焚香、煮茗,一般的人重在其內容,也就是實用的價值,而蘇州人則重在這么一種形式,不過是寫意,表達一種意境,也就是重視其中的美學價值。顯然,所謂的蘇意,應該包括以下兩層含義:一是服飾時尚,二是“做人透骨時樣”。改用今天的時髦話,就是走在時代前列,永遠是時尚的弄潮兒。那么,怎樣的人才算得上“做人透骨時樣”?明末清初著名詩人吳偉業在《秣陵春》傳奇中,借用紈绔子弟真琦之口,說出了這種生活的基本特點,也就是玩古董、試新茶。 (作者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隨想錄》:病中巴金留給后代的“遺囑”

今年是巴金誕辰115周年紀念。《北京晚報》特邀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作家周立民撰文,追憶巴金晚年的身體狀況和堅持不懈的創作。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堯棠,字芾甘,中國作家、翻譯家。巴金晚年撰寫的《隨想錄》,內容樸實、感情真摯,充滿懺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 ▍ 晚年巴金 1983年2月3日上午攝于華東醫院三樓病房 王子瑾 攝 當雄心勃勃的“五年計劃”遇上疾病 1980年4月11日,巴金在日本京都演講《我和文學》曾雄心勃勃地宣布:“我制訂五年計劃,宣布要寫八本書(其中包括兩部長篇小說),翻譯五卷的赫爾岑的回憶錄。”那一年,巴金虛歲77歲,這個計劃在復出文壇后,他說了好多次。要寫的八本書中,一卷《創作回憶錄》,已經完成;五卷《隨想錄》,當時已完成兩卷;兩部長篇小說,其中一部已經寫了一個開頭。長達百萬字的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第一冊(含前兩卷)已出版,第三卷也開始翻譯了……雖然五年內未必能完成,但是,依照過去巴金的寫作速度、勤奮和高產,完成這個計劃完全有望。 不過,對于寫作者而言,除了知識、閱歷、修養、專業技術外,身體條件也至關重要。過了古稀之年,巴金的身體狀況并不樂觀。在他訪日的那一年前后各種征兆已經顯現,很快,他就成為一名“病人”,而病魔首先要奪取的就是他手中的筆,在巴金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與病魔艱難地做著斗爭。巴金是一位長壽老人,可是,疾病似乎一直追隨著他。 年輕時體檢,醫生懷疑他有肺病,死亡的陰影很長一段時間都壓在他的心頭。1965年,他檢查出有高血壓傾向。1979年發現隱性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也是進入老年之后,困擾巴金的病。除此之外,巴金的健康狀況尚好,甚至稱得上強健,有他的那么多長篇巨制可以作證。友人蕭乾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北海公園劃船,他們這些比巴金年輕的朋友,都劃不過巴金。可是,歲月不饒人,1980年春天訪日歸來,當年7月,他因為發燒住院十二天。工作過度勞累,加上年老體衰,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巴金的身體健康紅燈頻閃。他給友人信中也訴說了這種困擾:“這兩三個月我的健康更差,毛病是衰老,動作遲鈍,最糟的是手不靈活,寫字很吃力。我需要休息和鍛煉,但雜事仍多,因此雖然每天推拿,進步卻不大。不過腦筋還管用,可以寫點短文。”(巴金1982年3月14日致胡絜青信) 1982年這一年,巴金兩度入院,都很痛苦,并大大地影響了寫作。“近幾月我生病,寫字困難。四月底從杭州回上海,右背上生的皮脂囊腫因感染發炎化膿,相當狼狽,后來經過小手術,現已痊愈。”(巴金1982年6月17日致島田恭子信)當年11月7日,他在家中不慎摔倒骨折,再度住院,一直住到次年5月14日才出院回家。1983年10月,第三次住院,為的是治療帕金森氏癥。那幾年,巴金一直抱怨寫字小、手抖、書寫不流暢,其實是帕金森氏癥在作怪。1983年腿部骨折出院后,發現這一癥狀加重了,后來到華東醫院神經科就診,確診為中度帕金森氏癥。這是影響巴金晚年寫作的最重要的一個病癥,從此巴金要長期治療,用他自己的話講,他成了一個靠藥物延續生命的人。 寫一個字也很吃力 巴金在他晚年名作《隨想錄》中,多次記錄自己的病情、生病的心情和精神痛苦,五集《隨想錄》還有一集是以“病中集”命名,這些文字,讓我們認識到作為病患者的巴金的形象。背部囊腫住院的那一次,讓他體會到病人從生理到精神的煩惱:“在我的右背上忽然發現了囊腫,而且因感染發炎化膿,拖了一個月,終于動了小手術。把膿擠干凈,一切似乎都很順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該怎樣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邊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還鋪著軟墊,在它上面要翻個身不碰到傷口,實在不容易(對老人來說)。我剛剛翻過身躺下,以為照這個姿勢可以安靜地睡一陣子,沒有想到一分鐘才過去,我就覺得仿佛躺在針氈上面,又得朝原來方向翻回去。這樣翻來翻去,關燈開燈,我疲勞不堪,有時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來越煩躁,一直無法安靜下來。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靜,但沒有辦法。工作、計劃、人民、國家……都不能幫助我鎮壓心的煩躁和思想混亂。我這時才明白自己實在缺乏修養,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標——言行一致現在也很難達到。在這短短的三四個鐘頭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煩躁,只有恐懼。我忽然懷疑自己會不會發狂。” ▍ 大病出院后,巴金開始艱難地寫作《隨想錄》 后來腿部骨折,巴金做了牽引,躺在床上不能動,更是苦不堪言,還有漫漫長夜中的噩夢:“我摔斷了左腿,又受到所謂‘最保守、最保險’方法的治療。考驗并未結束,我也沒有能好好地過關。在病床上,在噩夢中,我一直為私心雜念所苦惱。以后怎樣活下去?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在好心的醫生安排的‘牽引架’上兩個月的生活中,在醫院內漫長的日日夜夜里,我受盡了回憶和噩夢的折磨,也不斷地給陪伴我的親屬們增添麻煩和擔心……我常常講夢話,把夢景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聽見我在床上自言自語:‘結束了,一個悲劇……’幾乎嚇壞了他。”對于一個長期患病的老年病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的煩惱恐怕更多,出院后,1983年5月31日巴金給羅蓀的信中說,自己已經成為“殘疾人”:“我是十四日回家的,半個多月了。在醫院里又拔了八顆牙齒,回來后仍吃半流質,所以精力差。現在寫這短信,只是告訴你我的近況,也說明我并未忘記你們。我的痛苦在于:行動不便,寫字吃力,已經成了殘疾人了。” 帕金森氏癥造成巴金手顫抖、肌肉無力、寫作困難,這加重了他的精神焦慮。“起初圓珠筆或自來水筆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寫一個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強寫上一百字光景。后來打了多種氨基酸,療程還未結束,精神特別好,一坐下來往往可以寫兩三個小時。本來我試圖一筆一畫地一天寫百把字來克服手指的顫抖,作為一種鍛煉,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跡很難過,認為比我那小外孫女寫的字還差。”筆有千斤重,最困難的時候每天只能寫三四行,手稿上的字無力、歪斜,然而,內心中卻燃燒著火焰,在這樣的情況下寫作,巴金的焦灼、煩惱、痛苦甚至悲憤可想而知。 病人巴金的這種情緒,無形之中已經滲透到《隨想錄》的字里行間,成為《隨想錄》的總體風格的一部分。《隨想錄》是巴金的自省之書、反思之書,它有一位世紀老人對于自我和歷史的清理、總結和沉思,但是,它不是一部學術著作,巴金是一位作家,他寫的仍然是一部文學作品。文學作品的形式多種多樣,《隨想錄》歷時八年,一篇篇寫出,看似零散,其實有縱貫其中的思想和形象的,思想的核心是講真話,而巴金創造出的一個重要形象則是一個遍體鱗傷的多病的老人,他在垂暮之年聲嘶力竭地呼喊。這是巴金在《隨想錄》中所創造出的“自我”,這個自我非常清晰地出現在這部大書中。巴金是如何看這個“自我”,我們不妨從《隨想錄》中《大鏡子》一篇中去體會: 說真話,面對鏡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為在鏡面上反映出來的“尊容”叫人擔心:憔悴、衰老、皺紋多、嘴唇干癟……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隨時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樣辦呢?但是我的書房里偏偏留著那面大鏡子,每次走過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氣,又無派頭,連衣服也穿不整齊,真是生成勞碌命!還是規規矩矩地待在家里寫吧,寫吧。這是我給自己下的結論。 “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 巴金沒有屈服在可怕的病魔淫威之下,在他的晚年,以堅強的毅力完成了五卷《隨想錄》的寫作,還續寫了一本《再思錄》,再加上之前完成的《創作回憶錄》和給友朋的大量書信,雖然書寫不便,然而,他寫作的文字量也十分可觀。他還整理舊作,抱病完成《巴金選集》(10卷)、《巴金全集》(26卷)、《巴金譯文全集》(10卷)等作品集的編校工作。可以說,這是一位不屈的病人。在這些作品中,廣為人知的是《隨想錄》,它被譽為一部“講真話的大書”。《隨想錄》內容豐富,可以有不同的讀法,我們不妨從“疾病之隱喻”的角度來看這部書,相信也會有很多收獲。 ▍ 巴金晚年重要作品《隨想錄》 比如巴金屢屢談到“傷痕”“后遺癥”“噩夢”:“我也有數不清的內傷,正是它們損害了我的健康……” “十年的災難,給我留下一身的傷痕。不管我如何衰老,這創傷至今還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帶著分明的愛憎奔赴未來。” “有人說是過去的已經過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傷口今天仍在流血。”他用“傷痕”“流血”這些非常形象的說法,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歷史之痛、精神之傷。他一己的病癥也帶有整體的隱喻性。整個《隨想錄》的寫作,巴金苦口婆心地勸誡人們,要直面傷痕、不要“諱疾忌醫”。在此,他還是用自己的經歷來表達觀點:在病床上總結這次退燒的經驗,我不能不感謝我的妹妹和女兒。她們懷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過不去,我當初有點責怪她們多事,后來才明白,要不是她們逼我量體溫,拉我上醫院,我很可能堅持到感冒轉成肺炎,病倒下來,匆匆忙忙地離開人世。在討厭我的人看來,這大概是好事。但對我來說,這未免太愚蠢了。不承認自己發燒,又不肯設法退燒,這不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險的事。今后我決不再干這種事情,也勸告我的朋友們不要干這種事情。 巴金晚年提倡講真話,一個核心的內容就是要面對真實的自我(真相),不要諱疾忌醫,《隨想錄》中關于“病”的言談,可謂多矣,其良苦用心正在于此。在巴金所使用的“疾病之隱喻”中,還有用自己的走向衰老,提醒我們防止精神上的“老化”。他希望一個人和國家都需要青春的勇氣、思想的活力和開放的胸襟。他說:“老并不值得驕傲,倒值得我們警惕。拿我個人來說,我有不少雄心壯志,可是我沒有夠多的精力。我老了,擺老資格也沒有用,我必須向年輕人學習,或者讓位給年輕人。這就是自然的規律。” ▍ 大病之后,巴金奮力寫出的文字《隨想錄》,圖為手稿之一 仔細想一想,在不同的時代,巴金總能站在它的制高點上,與他這種心態和境界恐怕不無關系。個人如此,國家和民族同樣需要“新的血液”。巴金一再強調,《隨想錄》是作為留給后代的“遺囑”而寫的,他說:“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我發表它們也并不是在裝飾自己。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干凈,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 從這里,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多病的老人清醒的反思意識和沉重的歷史使命感。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也不能不追問:是什么,讓一個老人、病人,不肯“安度晚年”,卻投入了這樣異常艱苦的“戰斗”中?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第二屆“墨緣杯”青少年書法大賽落幕

昨天,由北京晚報主辦,北京書法家協會、北京艾萊發喜食品有限公司大力支持舉辦的“八方墨緣,喜慶家國——第二屆‘墨緣杯’青少年書法比賽”獲獎作品展落幕,本次“墨緣杯”也隨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孩子們在展廳現場揮毫 第二屆“墨緣杯”青少年書法比賽從今年6月1日開始征集作品,共收到3000余件作品,最終經過專家評選,大賽小學組、中學組分別評出金獎2名、銀獎5名、銅獎10名;由于相比去年的首屆比賽,小學組參賽作品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大賽評委會特地為小學組增加了10個優秀獎名額,共20名。中學組評出優秀獎10名。 整個比賽得到了評委、參賽選手、選手指導教師及家長的充分肯定,更得到了許多書法家的褒揚,書法家王世征指出,本次書法大賽在幫助青少年寫好字這件事上起了非常好的引導作用。 獲獎作品展陳過程中,記者每臨展覽現場,都能看到不少書法愛好者前往觀摩,很多觀眾都驚訝于北京青少年的書法水平能有如此之高。參賽選手的家長也多認為,本次比賽為書法少年們搭建了展示自己學習成果、交流經驗、開闊視野的平臺,能夠在本次比賽獲獎,是對孩子莫大的鼓勵,無論是對提高個人修養,還是未來的發展都大有裨益。 ▍孩子們在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的留言簿上,觀眾寫下了數百條熱情洋溢的留言,不僅高度評價了孩子們的書法造詣,還認為大賽對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傳承意義深遠——“這些高水平的書法作品正是青少年學習、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現。”觀眾王金城寫道:“青少年如此精于中國文化傳承,令人感動,愿此種盛舉,多多益善。”一些觀眾則表示,看了選手們的作品很受鼓舞,堅定了自己把字練好的決心,正像觀眾孫吉人寫道的:“老年尤學書,今見少年強。” 觀眾們對明年的第三屆“墨緣杯”充滿期待,希望看到更多優秀的青少年書法作品:“孩子們寫得太好了,傳統文化要發揚光大,希望下屆辦得更好!”。更有小觀眾在留言簿中留下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刻苦練習,來年參加“墨緣杯”,取得更大的進步、更好的成績。馬赫小朋友在留言簿上說:“我這次看到我的同學參加了比賽,我會加油的,爭取下一次能夠獲獎。” 小學組優秀獎獲得者槐孟澤的家長在留言中感謝《北京晚報》組織此次活動,”孩子多年的努力得到肯定,更加有信心繼續學習,也將更加熱愛書法學習、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同時,看到了很多優秀同齡人的作品,開闊了視野,祝墨緣杯越辦越好。”

來源:北京晚報
《書劍恩仇錄》里,金庸埋了多少掌故

金庸去世整整一年了。觀其一生,集武俠小說家、報人、時事評論家、電影評論家等諸般身份于一體,可稱傳奇。當年輕的金庸考入《大公報》后,他從事的是英文電訊的翻譯以及編輯工作,他的人生理想是做外交官,是做電影人。他愛看武俠小說,但肯定沒有絲毫寫武俠小說的愿望。若他如此這般將人生繼續下去,那么金庸二字是否能夠如今日般響徹全球華人圈數十年,恐怕一個大大的問號是跑不掉的。幸好,他在1955年被逼寫出了武俠小說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俘虜了讀者,也讓他的人生出現了轉向的契機。而二十多年后,這部“人到中年”的作品,居然再次成為大陸廣大讀者的武俠小說啟蒙讀物,開啟了大陸武俠小說的流行潮,實乃讀者之幸,亦是書之幸。 ▍金庸與連載《書劍恩仇錄》的新晚報 太極斗白鶴,過招兩回合 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寫于1955年,在此之前,武俠小說主要是廣東和香港的本地作家創作的、講述廣東武林人物,如洪熙官、方世玉等人傳奇故事的作品,一般稱為廣派武俠小說。讀者對象是粵語讀者以及東南亞的華人華僑,發表陣地只是若干香港本地報紙,1949年前則還有廣州的若干小報。金庸當時供職的《大公報》是新聞界的主流媒體,影響很大,但是不登武俠小說,同一系統內的其他報紙也不登。有趣的是,如《星島日報》《香港時報》等大報那時也不刊登武俠小說,報紙副刊上發表的都是歷史小說、文藝小說或者偵探小說。 廣派武俠小說的重要特點就是仔細介紹少林武術的招數和練習方法,也細致描寫打斗的過程,這一特點的形成固然有讀者口味的因素,但當地武術人士的支持也有一定的關系,著名的廣派武俠小說作者本身或者就練習武術,或者與武術界人士相熟。 香港武術界在當時的社會中是有自己一席之地的,武術界人士開辦拳館之外,還創辦武術雜志,同時也受到相熟報紙的關照,比如太極拳的掌門人就在一家名為《中聲晚報》的小報上設有武術專欄,白鶴派的掌門人則在另一家報紙上有自己的陣地。不過,這兩位的“紙上談兵”漸漸地露出交火的跡象,誰也不服誰,于是有人起哄,要他們公開比試,見個高下。看熱鬧的從來不怕事大,一來二去,兩人還就真的同意打上一場,當時香港石硤尾村民遭災,澳門的一家醫院也需經費,正好借此募捐,而比試地點定在澳門,這消息一下子成了所有港澳報紙的頭條。 為了這場比試,澳門康樂體育會在澳門的新花園里專門建了一座擂臺。門票也如今天劇場般,根據位置遠近,售賣不同價格,最近一百元港幣,最遠五元,價錢著實不菲。港澳各報的報道標題倒沒有玩標題黨的把戲,都是“太極白鶴澳門義賽”、“太極白鶴花園比武”之類,而且都會寫上“籌集善款”。隨著比武時間的臨近,報紙上的標題也漸漸變熱鬧些,如“拳師比武紅伶演唱”、“澳門比武節糠伶唱,國術表演”等等,連往返港澳的渡船都日夜加班,運送觀眾。 比武的兩位分別是太極拳掌門人吳公儀、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動手的全過程在《大公報》上有詳細介紹,上臺后,兩人互相引招,按照原來的要求,雙方是“合演”,而非真的動手比武。 吳公儀剛擺出手抱琵琶,陳克夫沒不客氣,上步一記鼓浪搥,吳剛閃身避開,陳就接著一記左勾搥,打中吳公儀面頰。吳差點跌出臺外,他雙手扶住擂臺邊上的繩索,隨后翻身一記撇身搥,打中陳的下顎。吳不容對方反應過來,接著連發兩拳,一拳打中陳的鼻孔,一拳擊中胸口,鮮血立刻從陳的鼻孔和嘴角汩汩流下,滴在衣服上。陳并未還招,而是撒腿繞著擂臺跑,吳則在后面猛追,這時鈴聲響起,第一回合時間到。 待第二回合開始,陳上來就搶先出拳,被吳避開,接著又一腿,這下被吳逮到了破綻,使出“提手上勢鎖喉搥”,正中陳克夫的喉部和下顎。之后兩人連過數招,“合演”變得越來越“真”了。陳突然一記撩陰搥,吳把腰一彎,但未能避開,小腹上挨了這一下,但他立刻借長身的機會,右手一拳擊中陳的鼻梁。陳的面色變得青白,立刻飛腳踢出,吳閃身避開……兩人間斗出了火,總裁判一看不好,立刻叫停。比賽雖然半途而廢,但過程還是挺激烈,并非如有人說的那樣,吳公儀一掌打得陳克夫鼻子見血,就立刻停了比賽。 ▍吳公儀與陳克夫比武瞬間 第一個出場人物原型,竟是一位老工友 太極斗白鶴結束后的第三天,香港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龍虎斗京華》面世,作者梁羽生一炮而紅。《新晚報》也因此銷量大增。 ▍梁羽生《龍虎斗京華》書籍封面 這時的金庸經常和梁羽生討論、切磋武俠小說,但卻是個標準的文藝青年。看西方文學作品、蘇聯小說,翻譯英美文學作品,喜歡聽戲、看電影。他寫了大量影評,還編了若干部電影劇本,忙得不亦樂乎,也忙得十分開心。 梁羽生寫完了《草莽龍蛇傳》,決定喘口氣,休息一陣。此時武俠小說已經是《新晚報》的重要看點,總編自然不干,力勸之下,倒讓梁羽生靈機一動,向老總推薦,由金庸接手武俠小說連載。 金庸得知此信,沒敢答應,畢竟張嘴侃武俠小說和一字一字地寫完全是兩回事。但總編一直耐心地、誠懇地相勸,金庸最后招架不住了,一個電話打給總編,說這活他接了,小說的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書劍恩仇錄》。 ▍“三育”版《書劍恩仇錄》書封 在《漫談〈書劍恩仇錄〉》中,金庸談到這件事時說,他和總編輯之間的關系,簡直如同該書中章駝子和文四哥的那般交情:“大丈夫說寫就寫,最多寫得不好挨罵,還能要了我的命么?” 這位總編輯聽到金庸的肯定答復,二話不說,立刻派了一個老工友去金庸家,索要第二天的小說連載稿。這下金庸尷尬了,故事和人物都沒構思,一個字都沒寫呢!老工友可不管這些,說老總講了,晚上九點以前必須拿到一千字,否則報紙開天窗,就丟大人了。 金庸沒轍了,只能想法子現編。他直勾勾地看著眼前這位坐等稿子的老工友……靈感來了! 金庸提起筆,先寫下半闋自己喜歡的詞: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然后,“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騎在馬上,滿懷感慨地低低哼著這首詞。這老者年近六十,須眉皆白……” 詞是南宋辛棄疾《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至于那位老者,則當然是那位老工友了。 上述場景并非筆者如時下很多自媒體人般杜撰,而是出自金庸本人一篇名為《漫談〈書劍恩仇錄〉》的文章。 ▍在《新晚報》上連載的《書劍恩仇錄》 野史傳說紛紛化為己用 金庸在《書劍恩仇錄》之前,可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被逼倉促上陣,肯定有點捉襟見肘。好在肚中的武俠小說存貨很多,臨戰之際,就打出了一套“百花錯拳”。按照《書劍恩仇錄》里的介紹,這套拳就是“擒拿手中夾著鷹爪功,左手查拳,右手綿掌,攻出去是八卦掌,收回來是太極拳,諸般雜陳,亂七八糟”。這也是他當時小說內容的真實呈現,比如武當大俠陸菲青的絕技“無極玄功拳”,其實是朱貞木《庶人劍》里終南派老鏢頭的絕技;和卓木與清軍兆惠的戰爭,則能看到孫劍秋《神怪劍俠》部分內容的影子…… ▍狄龍版《書劍恩仇錄》劇照 作為初涉武俠小說寫作江湖的金庸,將前人小說中的武功名稱、故事橋段拿來使用或者化用,是可以理解的。 光使用各個門派的武功招式名稱顯然是不夠的,對金庸這樣一個認真的、有自覺追求的人,一路敷衍地寫下去顯然都過不來自己這一關。因此,他為《書劍恩仇錄》找到了一個大的故事框架——金庸老家浙江海寧的民間傳說——雍正皇帝用自己的女兒,調換了海寧陳閣老的兒子,這個兒子后來成為乾隆皇帝。 這個傳說在今天很多人看來有些匪夷所思,殊不知,在1949年前的不少書中都能見到這個傳說的身影。 清末《滿清野史》一書(亦稱作《滿清外史》或《清代外史》)中,就說乾隆常穿漢服,知道自己不是滿人什么的。據說此書是最早記錄這個野史傳說的。到了《清朝野史大觀》尤其是到了喜歡自行編撰的許嘯天手里,這個傳說就徹底成型了。在1926年出版的《清宮十三朝演義》里,他繪聲繪色地敘述康熙年間,雍正還是王爺的時候,和陳世倌關系特好,兩家同年同月同日各生了一個孩子,雍正特高興,讓陳世倌把孩子抱過去看看,結果抱回來的孩子陳家一看,竟然不是自己兒子,而且還是個女孩。書里還提到乾隆特別禮遇陳家,南巡的時候更親自到陳家云云。這類書金庸肯定看過不少。 說來有趣,據說在嚴肅的史學著作中,這個傳說也露過身影。1914年,日本學者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出版,該書是第一部全面論述清朝歷史的學術著作,據友人說,作者在書中居然提到乾隆可能是海寧陳家的兒子,當然他表示難以確認。 蕭一山在其《清代通史》中,提到在《清史要略》和《清秘說》兩本書里見過這個傳說,他本人認為是錯誤的。金庸在《書劍恩仇錄》后記里也提到,著名的清史專家孟森考證過這個傳說,判定為假說。 ▍中華書局《清代通史》 蕭一山 著 歷史學家探討的是真偽,而讀者只要求小說好看,真假與否并不重要。滿清的皇帝居然是個漢人,這絕對是傳奇小說的好材料。反清復明這個主題一直被很多1949年前的武俠小說所使用,后來的臺灣武俠小說也有很多提倡反清復明。于是,當武功高強的紅花會新任總舵主出場,圍繞著營救“奔雷手”文泰來,一個又一個精彩的故事、一場又一場精彩的打斗就此展開,小說里各色人物紛紛出場,從西北的荒野,到發大水的黃河,又到秀美的杭州西湖,金庸帶著讀者見識了著名的中秋錢塘潮,他的思路越來越開,寫得也越來越順手。 這部小說在金庸小說中的評價不算高,但作為一個沒有寫過小說的人,臨時被領導抓差的情況下,竟能夠寫出如此水平,實在相當了得,所以個人才能只在重壓之下,釋放得才徹底。 沒有《新晚報》總編的那一逼,世上可能就不會出現金庸的武俠小說,他日后的一切也將不復存在,在金庸而言或許不會不幸,但對讀者卻是大不幸。 以此紀念金庸逝世一周年,紀念那個屬于我們的武俠小說時代。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百年前,北京城里人怎么去香山?

家住京城,每年秋天如果不爬一次香山,看一回紅葉,總覺得是一種缺憾。可是近年來也漸漸“怕”上香山了,倒不是因為什么旁的原因,而是還沒啟行,就接到市公園管理中心的短信提示:從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的幾個周末“為香山公園紅葉觀賞客流高峰,請您網上預約,錯峰游覽”,緊接著各種公眾微信號又發出望之令人生畏的文章:去香山的私家車隊之長,竟引發了北五環的擁堵,配的照片:摩肩接踵的游人仿佛是找不到頭尾的巨蟒,蜿蜒在已經被徹底遮蔽的山路上…… 真正的“鬼見愁”似乎不是爬山登頂,而是山在那里,我們怎么過去……于是想起一個有趣的話題:百年前的人們怎么去香山。 ▍ 英國攝影師唐納德·曼尼在上個世紀20年代拍攝的前往西山沿途景象 ▍ 德國攝影師漢茨·馮·佩克哈默于二十世紀初在北京拍攝的玉峰塔和駝隊。玉峰塔位于玉泉山主峰香積寺內,建于清乾隆年間 西山比托斯卡納還要漂亮 首先應該明確的一點是,百年前生活在北京的人們,并不以香山為“景區”,更不會在意爬什么“鬼見愁”、登什么香爐峰,硬要說的話,他們如果去香山,主要是為了看一看碧云寺和臥佛寺,而這里多半也是他們去玉泉山或者萬壽山旅游時,“順道”逛的景點。 ▍ 德國攝影師漢茨·馮·佩克哈默于二十世紀初拍攝的碧云寺 當時從西直門到西山有一條石板路,這條路是明朝就有的,清朝雍正年間又重修了一次——明朝的驪宮都在西山,故有此石板路,為了皇帝游玩方便。英法聯軍入侵時,在圓明園等西郊園林大逞淫威,因之這條石板路也遭到破壞。齊如山先生在《北平懷舊》中記載:“光緒年間西后修頤和園,而石路則未大修,只找補了找補,就是在路兩旁栽了兩行桃、柳。”而這條路也成為人們去往西山各個園林寺廟的交通要道。 ▍ 德國攝影師漢茨·馮·佩克哈默于拍攝的失修石路,那時的人們寧愿走旁邊的土路 彼時西山有“小瑞士”之名。“幾條峽谷非常漂亮,綠樹成蔭,空氣清新,每條峽谷里都隱蔽著寺廟群。”“山中寺廟的環境一處比一處更美,奇花異木比比皆是”。普魯士東亞外交使團在1861年的考察報告中稱贊西山的景致比托斯卡納(意大利著名度假勝地)還要漂亮:“一片山巒呈半圓形,在遠方的藍色天空里忽隱忽現,在濃密的綠蔭下,富裕的村莊和寺廟裝點著大路邊的景色……沿緩坡而上,沿途一個接一個的村莊和寺廟,掩臥在綠色的花園中。巨大的五針松和柏樹下,冒出一汪清泉,還有金魚游弋其中,墻上、樹上和立柱上爬滿了各種藤蔓植物,富有大自然的詩意。” ▍ 德國攝影師漢茨·馮·佩克哈默于拍攝的香山昭廟前的琉璃牌坊 這其中,碧云寺尤其出眾。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密福特為這座寺院的名字陶醉:“碧色云彩的寺廟,這是多么羅曼蒂克的名字!長達一里半的每座平臺上都建有殿堂,一個勝過一個!每走一步都可以看見:黑白相間的大理石雕像和花瓶,黃銅雕刻的龍,刻畫帝王將相、各路神仙和神話中怪獸的高凸浮雕和下凹浮雕,刻在大理石或石頭上的銘文,木頭上鑲嵌著黃銅或鍍金,件件精工細雕。”同樣為碧云寺傾倒的,還有英國作家阿奇博爾德·立德夫人,稱她是“京郊最為優美的寺廟之一”。立德夫人特別鐘愛漢白玉金剛寶座塔:“寶座四周雕滿精美的印度佛像,一座神龕里供有一座極小的佛,然后有一段臺階通向寶座頂部。上面立著5座13層的寶塔和兩座小塔,均帶有漢白玉基座,雕琢精美,俯視著一片白皮松林。” ▍ 德國攝影師漢茨·馮·佩克哈默于拍攝的碧云寺 在普魯士東亞外交使團的考察報告中,筆者找到一段文字,疑似登頂香爐峰的記錄:“到山頂的最后一段路,要穿過碎石和灌木叢,從山上望出去,壯麗無比:樹影綽約,層層廟宇時隱時現,山腳下的樹林和園子聯成一圈,就像地圖上一樣,從這里延伸出大片一望無際的綠色平原,從這塊綠色平原的東北方就可登至圓明園上的土丘。蔚藍的遠方是北京的城墻和城門,看上去像一排深色的點和線,涂抹在綠色的平原上。整個地區就是一個無邊無際的大花園。” 從碧云寺能看到通州寶塔 西山雖美,到那里游玩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西方人留下的游記來看,當時從西直門出城到達山腳的方式,主要是騎馬或騎驢。 普魯士東亞外交使團為了去香山,由一位名叫布爾布隆的夫人組織了二十多人的馬隊。他們早上六點動身,選擇的是抄近道的一條沙土路,出城后滿目都是鄉村景象,路邊有灌木叢和大槐樹,大樹兩旁的地里長著小米、玉米、芝麻和豆子。“一路驅馳,將近十點,終于來到山腳下。”在一座寺廟里吃完早餐后,開始爬山,直到下午四點才慢慢下了山。幾天后他們又專門去了一趟碧云寺,還是騎馬去的,但走的是通往圓明園的那條石板路。“這里的山脊約有一千八百英尺高,樹林更為茂密,村莊之間有宮殿式的別墅和皇家的狩獵苑,山坡上還散落著數不清的已坍塌的瞭望塔和歪斜的圍墻和尖頂的城垛……碧云寺非常浪漫地坐落在兩個潮濕陰暗的山谷之間的山嘴上。”這里雖然不高,但往山下望去,景色非常壯麗:“左右兩邊的山脊漸漸下沉,好像巨大劇場里的兩翼座位,上面覆蓋著村莊、花園、宮殿和哨所,更遠的地方則是北京城。”有一點可以證明當時京城沒有高大的建筑以及空氣質量之好,那就是站在碧云寺里,居然能望見“地平線處的通州寶塔”。 也有不少人選擇騎驢,叫雇腳力,因為騎驢必須得有一個人跟著,在旁邊趕驢,即是趕腳的。驢走得緩慢且更有節奏,可以慢慢享受沿途的風景,立德夫人就在驢蹄聲聲中進入忘我之境,特別是到臥佛寺的一段路上:“兩旁古柏參天,陽光穿過樹枝,投下對比強烈的光影,這種效果我自小就喜歡。路的盡頭是一片美麗的槐樹林,林子中央是一座宏偉的牌樓,以漢白玉為框架,鑲著黃綠兩色的琉璃,熠熠生輝。”不過她的驢有些頑劣,這讓她騎在上面時“想裝點高貴都不行”。 當然還有比較復雜的進山方式,就是“轎車+馬隊”,這樣的搭配往往是走得遠一些、而且有女眷的旅行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沃米特·湯麗爵士的夫人蘇珊·湯麗在1902年9月14日組織了一次對京郊的長途旅行,游覽的內容除了西山的廟宇,還有十三陵和南口的長城。他們自己坐轎車,也就是帶車圍的騾車,此外還“雇傭了兩匹馬連同兩個馬夫、一個廚子、一個仆人,還有負責挑行李的挑夫”。旅行的第一天夜里在碧云寺過夜,“這個白天,我們始終在田野里行進,滿眼看到的都是綠色的莊稼,有時候需要沿著小路,從比人頭還要高的谷子地里穿行過去。” ▍ 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在北京拍攝的“騾轎”,據其記載,這種轎子很穩,騾子也吃苦耐勞 隨著來華的外國人逐漸增多,以及香山景致的有口皆碑,漸漸形成了一條旅行線路。民國以后人力車的興起,使得不少人開始坐人力車去香山,特別是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北京飯店等地方,形成了所謂的“外國客座”,即專供洋人乘坐的人力車,去香山、臥佛寺、八大處,“跑一趟的車錢要比普通拉客座多幾倍”。這些車夫都身強力壯,穿戴干凈利落,還要領取白底黑字的磁號牌,以便管理。而京城百姓想要坐人力車去香山,得去西直門外、海淀等地,那里有此類專門“跑長趟”的“站點”。這種車夫跑法與一般車夫不同,跑起來不快不慢,很是穩當,當然車錢也不便宜。可想而知,在百姓以貧民為主的時代,去香山秋游屬于奢侈之舉,哪怕只有一條石板路,哪怕在紅葉最紅的“旺季”,也不會造成交通擁堵。 ▍ 德國攝影師漢茨·馮·佩克哈默于二十世紀初在北京拍攝的人力車夫 去香山可用混搭出行法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香山的名氣越來越大。德國記者恩斯特·柯德士在《閑置的皇城》一書中寫到:“由于北京的達官顯貴以及居住在這里的歐洲人常來此郊游,現在,山頂上不僅興建了一座治療肺癆病的療養院,山腳下還興建了一家大型的歐式酒店,酒店帶有車庫,十分豪華舒適。”從京城到山下修了一條專用車道,連接著北京和香山的眾多旅游景點,“一到周六、周日,一輛接一輛的轎車就會在這一帶卷揚起團團塵霧。” ▍ 法國人貝熙業曾經在西山一帶行醫,圖中是他與自己汽車的合影 當時去香山,還盛行一種混搭的出行方法:“火車+驢車”。日本學者丸山昏迷就曾經體驗過,他從京綏鐵路京門支線北京西直門站上車,到三家店下車,再雇傭驢車,“最近汽車也能開到山腳下了,這樣能夠節省很多時間,可是比起在新開通的馬路上馳騁汽車,還是騎著驢在鄉間小路上往返更有情趣”。有的人偏愛這種情趣,寧可有汽車不坐坐驢車,比如著名紅學家俞平伯先生就是先坐汽車到西直門,然后從西直門雇趕腳的驢往山里去。 1935年,北京有了公共汽車。學者趙珩先生在《百年舊痕》一書中回憶,電車需要軌道,沒法修得太遠,所以都是在內城里跑,但公共汽車就不一樣了,可以跑相對長的路途:“比如可以到達清華園、頤和園,最遠的已經可以到香山。”而窮人去香山,首選的方式是坐趟趟車,就是馬拉的大車,這種車前后連膠皮輪子都沒有,本是京郊農民拉農活的車輛,趕上鄉間農閑的時候,用不著車,趕出來拉幾個錢用。因為趟趟車只守著一個固定的地方跑,中途既沒有站,也不中途搭客,只是一趟兩大枚銅子兒,因此雖然坐著很不舒服,但頗受老百姓的喜歡。 至于學校集體出游去香山,則采用雇老式大汽車的方式,民俗學家鄧云鄉先生回憶他中學參加學校的秋季旅行,坐的就是這種車。“路不好走,不像現在的柏油路,車子一路顛簸不已,塵土飛揚,同學們又擠,我小時又有暈車嘔吐的毛病,車開到香山,我一下車就大吐特吐,望著那鬼見愁真有些‘鬼見愁’了,還談什么秋季旅行游山呢?”別人都興高采烈地去登山,鄧云鄉一個人在汽車里呆了好幾個鐘頭,最后同學們都舉著紅葉下山了,他好像一只“剛褪了毛的、斗敗的小公雞一樣”,耷拉著脖子跟同學們又坐車回家了。 筆者的學生時代,正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一到秋天,學校往往會組織去香山看紅葉,而交通方式似乎只有一種,就是在動物園坐360路公交車。早早地趕到動物園公交總站,在藍色鐵護欄后面排成一隊等車來。雖然車子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行駛得有些顛簸,雖然涼涼的鐵椅子坐上去有些“鎮”屁股,但車窗外疾駛的風景還是讓同學們興奮不已。那時通往香山的柏油路很窄,路兩邊是排列整齊的兩行白楊樹,還有大片大片的農田,遠遠望去,西山雄偉壯闊的身影猶如連綿不斷的獸脊一般踴躍在藍天之下,望著高山,激蕩在少年心中對未來無限向往的豪情,迄今都難以忘懷。 ▍ 20世紀60年代開始,公交車成為了人們出行的主要方式 都說香山迷人之處,既在風景優美,更在歷史底蘊深厚——豈止香山,就連通往香山的道路也是一樣的。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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